?黃俊杰
“我以我血薦軒轅”“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可謂是魯迅的人生寫照！
141年前的今天也即1881年9月25日，魯迅誕生了。在那個“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的舊中國，魯迅以文藝為工具，開啟了為人生、救國民的一生實踐，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充分彰顯了鏡鑒的作用。
今天，我們處在新發展階段，向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邁進，致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魯迅依然是一面鏡鑒。我們需要研究魯迅，言說魯迅，紀念魯迅，傳播魯迅思想與精神，弘揚他的精神財富，打造一種偉大的“民族魂” ，提高文化自信，強化精神聚力。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借用魯迅的話說，“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同時，他指出：“魯迅就對人民充滿了熱愛，表露他這一心跡最有名的詩句就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品味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話，不難發見，魯迅“用文藝救治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的人生觀，魯迅熱愛人民服務人民的大情懷，是如此真實與美麗。
這種精神鏡鑒的作用，無不充滿著時代價值與審美意義。
現代中國的圣人
精神鏡鑒不能消解
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我們既要“知人論世”，又要“知世論人”。魯迅的一生，分別歷經清政府、軍閥政府與國民政府。他曾是晚清政府派遣留學日本的“海歸”派，也曾是民國初年的教育部官員。魯迅的時代，中國正進行著一場史無前例的艱巨而漫長的社會轉型與思想嬗變。各種思想相互交鋒碰撞，各種力量此消彼長，社會動蕩不安。魯迅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危險與不穩定的年代。
然而，魯迅雖然活在那個時代，但他的思想超越了那個時代。他以其獨立積極的精神理念，徹底警醒，深刻覺悟，自我革新，率先在思想界文化界完成了一個傳統讀書人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給上世紀中國探索國家現代化道路帶來了先聲，他成為了一代的思想啟蒙和文化先驅。
我們知道，作為思想界的戰士，魯迅一直是以一種自我的、個性化的方式、凌厲地來表達思想自由的風格，他所說的“一個也不寬恕”，并不意味著要拒絕異己者的思想自由，也不意味著對異己者的仇視與記恨。竊以為，對于迫切需要一場自我轉型與自我革新的那一代讀書人來說，魯迅的這種“不寬恕”不僅是針對他自己的論敵，而且也包括他自己。正如魯迅自己所說的：“雖大抵和個人斗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 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與“覺他”，是一種對公共話題、公共利益的堅守與維護。
早在1937年，毛澤東主席在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講中就明確地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文化界中一些號稱后起之秀的后現代主義者、自稱“新生代”的作家詩人，風行一時。他們標新立異，用世俗的、偏激的眼光，消解理想，消解英雄，消解正面典型，否定魯迅迫切想改造國民性的思想，否定魯迅所塑造的阿Q形象以及對阿Q的批判， 否定魯迅一針見血揭示出五千年封建社會 “吃人 ”的本質，“就覺得他正是‘烏煙瘴氣的鳥導師’。”他們認為“魯迅這個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 ， “不寬容”、“心胸狹隘”、沒有“紳士風度”，迫不及待地要搬開魯迅這塊擋在他們前面的“老石頭”，要以“消解魯迅”“批判魯迅”為自己開路，以標榜自己所謂的解放思想，銳意創新。竊以為，打擊名人，這大抵是為了造成公眾影響以引起轟動效應、讓自己出名出彩。
二十一世紀之初，魯迅與魯迅作品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戰。比如，中學語文課本中收入的魯迅作品篇目被刪減了一些。這種情況，立即在文學文化界甚至在社會各個層面引起了激烈的爭議，以至于形成了新世紀初期一個獨特的文化景觀。 魯迅與魯迅作品是否過時，在筆者看來，魯迅作品中蘊含的憂患意識，批判、自立、自強的精神，并沒有過時。今天，想要讀懂魯迅與他的作品，就先要對其創作背景、思想感情以及他自己的個性體驗等具有整體的把握，然后，從新時代的主流思想、主流精神與主流的道德價值評判切入，尋找契合點，用科學的態度，用客觀的方法來全面、準確地理解魯迅，從而幫助我們屏棄身上的缺點，發揚身上的優點，激發我們積極向上、勇猛前進。因此，魯迅作為鏡鑒的作用，就具有時代價值與審美意義，無法被消解。
魯迅的方向
精神財富歷久尤新
之所以魯迅的形象無法消解，是因為，魯迅留下了閃光的精神財富。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又給文學的性質與魯迅一個非常明顯的界定，明確提出：文學是一種服務與教育工農兵的武器；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因此，文學與魯迅自然就成為一個服務人民大眾的普及性命題，成為了關于魯迅的繼承與弘揚、乃至文學的創作與提高等問題的一個前提性的指導原則，影響著當時與今后。
從這一層面出發，筆者以為，魯迅閃光的精神財富， 今天即使老調重彈，也依然充滿著時代價值與審美意義，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 “立人”與“人國”思想。
陳獨秀曾說過，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人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曾涌現出一批思想巨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魯迅對本民族的人們與在其之上的國度進行深入的思考，破題與解答尤為深刻。
魯迅首先從個體切入來剖析自己。他說：“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
在這種反省下，他感悟到必須有人文精神上的中西共鑄、古今兼用的“中間物”的激活，清楚自己應當“知精神現象實人類生活之極顛，非發揮其輝光，于人生為無當；而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一定要做一個“張大個人之人格”之人。
由己及人，魯迅又從全局的層面來審視國人。在《摩羅詩力說》等文章中，魯迅早就提出“立人”與“人國”思想，并提出這樣一段至理名言：“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即是說，每個人首先在于審視自己，也必須了解他人；相互比較周全合宜，才能產生自覺。這段話與老子的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意思最為貼近。因而，他在《摩羅詩力說》中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企盼中國人的精神自覺，做一個“真的人”，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魯迅在自己創作的小說作品中，“立人”的思想是一以貫之，他的雜文，也每每切入這一主題，讓人過目不忘。
他在最早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中，對“人的根柢”與“中國根柢”作了深刻的拷問與解剖，把四千年的中國歷史概括為“吃人”二字，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揭露出舊中國舊社會既沒“立人”，更無“人國”。此后，魯迅的創作就以《狂人日記》為中心，從“立人”出發，向外輻射展開，去尋求民族靈魂根柢上的全面覺醒，“通過對傳統的徹底否定而力圖全面恢復民族的個性”。《阿Q正傳》正是最典型的一篇作品。它以敏銳觸角，通過對活在一種強大的異己力量之中的紹興農民阿Q的奴性與愚昧，一味顯示精神層面的“滿足與勝利”這一人性劣根的批判，展示以阿Q為代表的 “沉默的國民的魂靈”，揭示出對國民性的批判，力圖全面恢復民族的健康積極的個性，屏棄每個人骨子里固有的“奴性”與“劣性”。即使在今天，我們仍能看到周圍各種類型的阿Q。
建立在“立人”的理念之上，魯迅進而又以創新思維、遠見卓識，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獨到地推出了“人國”思想。
在他看來，中國一直以來是一個建立在小農經濟之上的“沙聚之邦”，在沙聚之邦里，“ 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這是跟不上世界潮流的，是非常落后的。倘若“安弱守雌，篤于舊習，固無以爭存于天下。”因此，“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即是要建立一個區別于皇權專制或者封建專制的民主文明的“人國”，“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彌漫于人心。”使得“且社會民主之傾向，勢亦大張，凡個人者，即社會之一分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人歸于一致，社會之內，蕩無高卑。”“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更何有于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在這種思想的支撐下，他創作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努力做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倡者與先行者，這就能給我們國人帶來改變自己與解放自己的精神坐標。
二是 “人民性”與“孺子牛”理念。
魯迅曾經深情說過：“外面進行著的夜，無窮的地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他在介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時有一段話，我覺得就像是在說他自己：“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而至于鑒賞的也是這些。”
魯迅就是這樣，心地最善，悲天憫人，充滿“人民性”與“孺子牛”情懷，十分同情勞動大眾，關心社會最基層的人民，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人民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以“孺子牛”情懷，將對人民的熱愛貫穿始終，及時反映當時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為被壓在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吶喊疾呼，勇猛、堅韌而悲壯地呼吁與吶喊，苦苦奮斗了一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反映人民心聲，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的筆端，從《狂人日記》的大聲疾呼“救救孩子”開始，他的創作就與底層人民分不開。他曾經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為勞動大眾底層人民吶喊疾呼的創作目的，使他筆下的人物盡是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這樣一些最普通的人，展示的盡是他們這些最普通人的悲劇命運。
魯迅愛他們，也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做“真的人”，立“人的國”。這種愛民愛國的情懷成為他自身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引導著國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
三是 “民族魂”與“硬骨頭”精神。
作為一個思想家，魯迅是自主的，也是民族的。他深邃地探索國人的精神現象，深刻反思國人的性格，集中全力勾勒國人的精神特征，同時又積極地為國人提供自我警醒、自我改變、自我進步的方法與途徑。他認為：“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
魯迅的“民族魂”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他的“硬骨頭”上，而“硬骨頭”又鮮明地在他的戰斗性中顯露出來。不管在反動統治籠罩下的多么黑暗與壓抑的生態環境下，他都敢于發出“永遠的革命者”的呼喚，敢于做一個“真的勇士”。 在他的思想范疇里，“革命”是與“改革”、“不滿足現狀”、“批判”、“反抗”、爭取“沉默”的國民的基本權利、個性的張揚、社會的發展等命題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在《這樣的戰士》刻畫了一個“走進無物之陣” “舉起了投槍”的戰士。因為是這樣的戰士，魯迅愿意“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年輕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因為是這樣的戰士，魯迅在“忍看朋輩成新鬼”時，敢于“怒向刀叢覓小詩”； 因為是這樣的戰士，魯迅敢于做“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 ，并大聲吶喊“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凡此種種，魯迅在自己的一生中，與強權苦斗，為弱者苦爭；與丑惡苦斗，為美善苦爭；與罪惡苦斗，為正義苦爭，與黑暗苦斗，為光明苦爭，對“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毫不妥協，骨頭最硬。這種“性格”，獲得了毛主席的盛贊。毛主席指出：“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是“硬骨頭”精神。在我看來，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其實質就是一種思想與精神的獨立自主性與主體性，是彰顯出“立人”“人國”的思想核心，這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四是理性思考與韌性堅守的特質。
2006年，周海嬰在 “上海書展”上作了《魯迅究竟是誰》的講演。他很迫切地希望還原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他覺得魯迅值得現在的人們記取和學習的，應該還有這樣的內容：獨立思考。在我看來，作為真實的魯迅，他不僅獨立思考，還有著異于常人的韌性堅守。
為了改變本民族人們的精神，改造本民族人們的“劣根性”，魯迅就有了理性思考與韌性堅守的特質，毅然走上“用文藝救治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的道路。
魯迅的理性思考，是從一個個體自覺的人對自己的生命負有完整責任的角度出發，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處，深入人性的深處去思考的，得出了很多鮮明而且有超越性的觀點。在他的雜文中，他使用了不少負面的語言：中國社會只是“黑色的染缸”；中國歷史只有兩種：“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他在《狂人日記》中，把四千年的中國歷史概括為“吃人”，真是石破天驚！
在《野草》一書中，魯迅的自我形象凸顯在文本之上。這就是說，魯迅是自覺地把批判的重擔放在了自己身上的，他一個人有勇氣面對真實的世界，以獨立的理性思考，用刻畫出的人物或意象，鮮明地來捍衛新文化的。更進一步地說，在滿是深厚封建文化的國度里努力傳播新文化新理念新思想，魯迅的獨立理性思考也意味著他的創新精神。比如，魯迅用“吃人”兩個字對幾千年封建制度的本質揭示，用“四大繩索”的捆綁揭示出祥林嫂的悲慘命運等，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放射出理性的異彩。
韌性堅守是魯迅的精神元素，它從態度與工作兩個方面表現出來。所謂態度，就是他用一輩子來奮斗的改造國民性那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心志與態度。他為此堅守了一輩子，一直到他停止了思想。所謂工作，也從工作長度、工作強度兩點來看。工作長度，就是指他有意拉長自己每天的工作時間， “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上了，從不懈怠。所謂強度，就是指每日工作的辛勞與效能。魯迅在他的《野草》中有這樣的句子：“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那前面的“聲音”其實也就是他自己內心的、想要啟蒙和救贖本民族麻木人們的聲音。這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實寫照，持之以恒，進之以猛，把堅守貫穿于生命的整個歷程，一個人能夠擁有這樣的人生，就足以令自己欣慰的了。周海嬰說過，我們理解的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在他彌留之際，是沒有什么悲哀痛苦的，因為在他的一生中他盡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好，魯迅在自我完成方面是足夠欣慰的。一個人能夠在自己有限的生命歷程中把自己做成，這是足以感到精彩的。
魯研專家張夢陽稱魯迅是“深邃探索人類精神現象的偉大思想家”，其思想是“以改變人的精神為宗旨的精神哲學與精神詩學”；學者王富仁也曾經這樣認為。顯然，從這一層面進入，我們今天可以更加貼近魯迅，更好地解讀魯迅，更好地認識他所應有的時代價值與審美意義。
彰顯信仰之美
文化指向張大價值
其實，魯迅是獨特的。因其獨特，他才超越于自己所處的特定的時代。因此，毛主席稱魯迅為現代中國的圣人。
1996年，時任國家文物局長的張文彬代表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在紀念魯迅逝世60周年并祝賀北京魯迅博物館建館40年的會上發表了講話。他指出：“魯迅的精神就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堅韌不拔、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以魯迅為代表的優秀文化傳統，對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他還針對當時文壇的現狀明確地指出：“新時期以來……由于國內外一些錯誤思潮的影響，也出現了一些游戲人生，脫離現實，淡化政治，躲避崇高，刺激感觀，張揚物欲的具有不良傾向的作品，甚至是政治傾向很壞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下，繼承魯迅文化傳統中內在的精神血脈，高揚魯迅作品中洋溢的華夏正氣，把魯迅思想遺產變成我們全民族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寶貴財富，就顯得更為必要，更為迫切……”同年10月19日，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的魯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陳至立在致詞中也指出：“六十年前，上海人民以一面‘民族魂’的錦旗，送走了中華民族的這位文化巨人。這次紀念大會在上海召開，具有特殊的意義。”可以說，對魯迅的紀念，對魯迅精神的繼承發揚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緊地連在了一起，這就意味著魯迅具有時代價值與審美意義。
然而，反觀現實，我們不能不深感憂慮。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原所長資中筠在《21世紀的競爭重要的是國民素質的競爭》一篇文章中指出：“在21世紀的競爭中，我們在生產、經濟方面碰到的困難還是能夠克服的，也是可以趕上去的，但十幾億人的狀況不能不令人擔憂。一代一代人成長得很快，但國民素質不用說與發達國家比，就是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是不容樂觀的。而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對這個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對國際競爭中人的素質考慮得不太多。”
此前，我們聽到“我爸是李剛”的狂言；看到2011年9月22日中央文明辦和國家旅游局公布了從網上征集的 “中國公民出國（境）旅游常見不文明行為”：亂丟垃圾，坐公交車搶座，排隊加塞，大庭廣眾脫鞋脫襪、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糾紛惡語相向等10類……讓人大跌眼鏡，嚴重損害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而現在一些人為了錢，簡直是不擇手段，瘋狂至極。商業社會中充斥假貨、劣貨、甚至毒貨，騙人網貸、電信詐騙十分猖獗。更讓人怒火中燒的是，竟然有人多年在南京舉辦充斥著日本右翼文化色彩的夏日祭活動，今年還網曝出一個寺廟供奉著日本戰犯牌位，這樣的舉動，完全喪失民族的精神價值判斷，嚴重傷害了中華民族感情。可以說，這些事例折射出一些人的庸俗無禮、任性放縱，人性喪失、靈魂墮落！ 而這，就是國民素質即“國民性”問題。從客觀現實上看，現在我們的國民素質，亟需提高；根除困擾、阻礙我們民族進步的“劣根性”的任務依然艱巨，我們需要在形而上的層面來反思自己，革舊鼎新。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
縱觀魯迅一生，他正是以深邃的思想認知，努力創作出許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全力以赴打造“民族魂”。
如今，我國已進入了新時代，這意味著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的發展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與樣板，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們今天提倡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目的就是要通過良好的道德規范與理論規則，更好地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引導良好社會風尚，提升國民整體素質。這是增強中國軟實力、提高國際競爭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推進國家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要。
魯迅當年的文藝救治初心就在于此，他孜孜以求的實踐也就在于此。因此，魯迅需要繼承，也需要弘揚，需要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這個層面上，魯迅將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幟，“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們一定要烙刻“民族魂”，傳承中華民族優秀的精神基因，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發揮魯迅精神這一文化優勢，爭做中國的脊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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