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風雨兼程，百年崢嶸歲月。7月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四年前，中國新文學走過百年歷程。發端于20世紀初的中國新文學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系，有學者稱之為“解不開的血脈聯結”。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項事業對中國新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專家表示，從百年黨史與百年新文學史關系的角度對中國新文學的道路和經驗進行回望總結，可以為新時代的文學帶來更多啟示。
血脈聯結源自新文化運動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新文學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二者有著共同的源頭。”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福貴表示，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革命理想，促使一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一開始是選擇通過宣傳先進文化啟蒙大眾，繼而探索改變中國落后命運的政治道路。這就使得中國新文藝與中國共產黨幾乎在同一時間誕生，二者互相重疊又互相促進，在歷史邏輯和思想發展上具有一致性。在他看來，這種親緣關系，使得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如五四運動、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等，既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重要時間節點，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新文藝的發展方向和創作風格。“可以說，中國作家、藝術家用自己的創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百年來的奮斗歷程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藝術形象。”他說。
“紅色基因是革命精神的一種傳承，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內核，它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廣州大學人文學院資深特聘教授陳劍暉表示，“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學和中國共產黨幾乎同時誕生，二者都是為了打碎“舊世界”，推動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必然產物。黨的早期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同時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中國新文學的開創者。在提倡新文學的同時，對馬克思主義的翻譯、介紹和傳播也是新文學家的重要工作。瞿秋白還寫下了記述留學經歷和心路歷程的《赤都心史》《餓鄉紀程》等宣傳“紅色赤都”的紀實文學作品。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從國統區到解放區，中國新文學始終與黨同步、與歷史同步，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服務革命、服務人民，為黨領導的革命事業作出了獨特貢獻。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李宗剛表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批賡續了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知識分子，激活了自身所蘊藏的“天下為公”的基因密碼，并在學習西方現代文化的過程中逐步發現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使得中國的“天下為公”意識與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找到了對接點，因此，中國新文學與新文化運動在此后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向“革命文學”發展。他認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既然參與和推動新文學的發展，其結果必然會使新文學逐漸走向人民，這與馬克思主義所張揚的人民性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實際上，這批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文學基因恰是從“紅色基因”中派生出來的，正是在這兩方面基因的交互作用下，中國新文學最終較好地平衡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獲得了健康發展。
平衡“紅色基因”與“文學基因”
“在整個中國文藝發展史上，可能再也沒有比中國現當代文藝與社會政治關聯更為緊密的時段了，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系就直接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與中國新文藝的邏輯演進及藝術呈現之中。”張福貴認為，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革命精神滲透在百年文藝創作的各個環節中，影響了中國新文藝的內在品質。
“我認為，建黨百年和百年新文學史之間，歸根結底還是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冷川認為，從改革開放至今，學術界在認識方面確實有些變化。”比如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研究界有一個頗為流行的‘純文學’概念。”他告訴記者，“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主流，從20世紀80年代學科再出發時，第一二三代學者，他們都始終看重現代文學的政治屬性，而且隨著學科訓練的專業化程度不斷增強，此后更年輕的研究者越來越傾向于從政治、歷史社會的角度去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作品。
李宗剛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注重從實際出發，根據現實需要，尤其是根據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需要，及時制定和調整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從而及時地糾正其動態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失衡。這恰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如果要確保“紅色基因”與“文學基因”相互平衡，就需要在不同時期不同形勢下靈活適宜地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從而確保中國新文學不致偏離正確的發展道路和方向。
新文學書寫百年黨史
一百年來，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文學事業，始終把文學事業視為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歷代領導人都高度重視文學事業并且有著強烈的文學情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震古爍今的偉大事業，需要堅忍不拔的偉大精神，也需要振奮人心的偉大作品。
一百年間，一大批以長征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形成了綿延不絕的“長征敘事”。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紅色經典”中的《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一批作品，它們號召民眾“救亡圖存”，團結起來推翻三座大山，其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其他文藝形式無法比擬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則有長篇小說《創業史》《紅旗譜》《林海雪原》《紅日》《青春之歌》等紅色經典。
在陳劍暉看來，中國共產黨一百年波瀾壯闊的歷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僅是最精彩的中國故事，也是中國新文學最重要的寫作資源和書寫對象。“中國新文學史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形象化的黨史和中國革命史。黨的百年歷程中各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都在百年文學中得到了生動形象的書寫，并產生了一大批紅色文學經典。”他認為，這些紅色經典起到了動員民眾參與新的歷史建構的非凡作用，在普通讀者中傳播并產生很大影響。紅色經典以文學藝術特有的形式，銘記一段不容忘卻的歷史。紅色經典的產生和廣泛傳播，正是建黨百年與百年新文學關系密不可分的最好詮釋。
判斷一個時代的文學屬性，要牢牢把握貫穿始終的文藝思想的主題和時代精神的本質。張福貴表示，百年來的中國新文學雖然并不直接等同于百年黨史，但后者所蘊涵的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革命精神，通過理論傳播和社會實踐深刻影響了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進而影響了新文藝的創作。由于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同路人”文學、自由主義文學，抑或是民主主義文學，只要這類作品在嚴肅、認真地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就會或多或少地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系。
“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傳統，40年代的延安傳統或者說‘講話’，傳統革命‘同路人’魯迅，中國共產黨引領下的新中國文學等等，都構成了百年黨史和20世紀中國新文學不可分割的部分。”冷川表示，它們之間也有對話關系，不同時期在話語權的分配上也有此消彼長。“保持這個傳統的多樣性，是保持我們的黨史研究、革命史研究、近現代史研究和文藝研究活力的最為重要的因素。”
（來源：中國作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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